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发展|金融危机五周年回顾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以来，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传导至全球，引发了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并最终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如今，五年时间已过，再来反思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明显看到，由于各国应对危机的逻辑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

　　具体而言，虽说危机发源于美国，但由于五年来美国通过不遗余力地推行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保就业，其经济在当前全球范围内可谓一枝独秀，并逐步恢复了市场信心。如今再考虑结构性调整，也相对变得容易了。而欧元区在应对债务危机时，则过度强调结构性调整，结果导致经济陷入财政紧缩与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要走出危机，看来还需要很长时间。

　　再看中国，由于2008年年底推出的四万亿元经济刺激忽略了经济结构性调整，遂导致产能过剩、债务风险、资产泡沫等矛盾在近几年集中爆发，经济再次进入下滑区间。而针对近期经济增长已触及7.5%的政府目标，究竟应如何协调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避免重蹈覆辙，甚为关键。

　　综上，可以说，近五年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历史，就是各国在不同稳增长与调结构观念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史。及时总结全球应对危机的实践，对中国早日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美国：强调稳增长，经济率先恢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且当时全球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前景都极度悲观。总结危机爆发的原因，当时一致的观点是：美国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比如虚拟经济因缺乏监管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导致贸易长期逆差、消费率过高、医疗成本较高等等，因此，要实现美国经济复苏，结构性调整势在必行。

　　但是，回顾五年来美国对抗金融危机的经验，笔者发现，美国并没有为调结构而忽略稳增长。相反，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先后于2008年11月、2010年11月、2012年9月和2012年12月推出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充至 3万亿美元，比2007年年底扩大了3倍以上。而美联储大规模量化宽松背后的逻辑是，在财政受困于两党政治因素而无计可施之时，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帮助国内早日走出经济衰退与失业率高企的困局。

　　可以看到，美国积极的货币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经济增长方面，近日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BEA)修订后的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为2.8%，比早前数据向上修正了0.6个百分点。这表明自去年以来，美国经济不仅有所复苏，且态势相当强劲。就业方面，7月失业率降至7.4%，创2008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再加上作为危机“始作俑者”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也逐渐回暖，使得本轮经济复苏看起来更加坚实。

　　同样，几年以来，投资者对于美国量化宽松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带动作用也经历了一个从怀疑到认同的过程。回想第一轮量化宽松推出时，市场对美联储此举曾是一片谴责之声；但伴随着抗通缩有所成效，第二轮量化宽松推出时，市场态度已相对默然。而时至今日，当联储释放退出量化放松政策的信息时，全球投资人反而对美国未来前景感到明显担忧。在笔者看来，这其中的潜在变化，实际上也从另一个层面佐证了稳增长政策对于市场信心恢复的重要性。

　　从实际情况看，在经济低迷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经济结构性调整整体上比较缓慢。其中，对稳增长有利且相对痛苦较小的结构调整有所进展。例如，在出口振兴计划提振下，美国外贸赤字有所降低，2012年美国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已由危机前的接近6%，下降至3%。相对而言，对于稳增长不利的结构性调整，五年来则基本是在原地踏步。例如，由于担心消费下滑对经济复苏的影响，美国过度依赖私人消费的状况没有改变，2012年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仍维持在70%左右；另外，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也不完全理想。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旧维持在11%左右，甚至比金融危机前接近12%的水平还略有下降。

　　此外，奥巴马积极推行的税收、医疗改革方面的进展也明显小于预期。比如，税收方面，奥巴马曾雄心勃勃的提出向富人加税，但原计划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多征税根本无法施行，最终结果是将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所承担的税率从35%上调至39.6%。而奥巴马引以为傲的医保改革也面临着挑战，包括大部分州政府对于新医保法案相当抵触，大型保险（放心保）公司对参与新医保计划的态度也并不积极。

　　在笔者看来，加税、加大医疗支出与反周期经济刺激政策有所冲突，实行起来必然面临更多困难。如果上述改革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推行，效果或许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