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分众】陆磊：中国金融的再平衡之路

　　■ 一个国家的央行要尽可能避免过快的方向性变化。要使经济更加平稳，需要相应的微工具使用。更多的工具组合，会使搭配更加科学，使得经济感觉政策工具带来的影响更少。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感觉到外部干预的力量应该更少。就像好医生看病，病人出来后没什么感觉一样，没感觉就恰恰是最佳感觉。作为宏观调控当局，央行或者财政，让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感觉。

　　■ 我不认为互联网金融会取代现有的银行或者证券公司，因为后台决胜。到一定程度时，金融资源配置就不再简单，还是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如风控、回报率、金融工程等因素，传统金融仍占优势。竞争压力还会迫使传统金融机构挖掘自身的潜力。今后，传统金融也会发展出自己的互联网模式，并不会沦为互联网金融的OEM。

　　外围的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复杂和多变，互联网金融等新的金融业态野蛮生长，伴随着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以传统金融机构为根基的中国金融，正在受到一轮又一轮的频繁冲击。金融生态的平衡，正从一个相对静态的模式加速切换到动态的模式。如何实现新形势下的再平衡？层层迷雾需要拨开。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最高经济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最年轻的获得者、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

　　经济波动将更为频繁

　　上海证券报：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的众多不确定性，使得央行货币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今年初，央行用“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的表述替代了2013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意味着什么？货币政策工具应用频率会不会加大？

　　陆磊：预调和微调，是先进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的一个操作逻辑。经济是变化的，会遇到周期性的波动，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的冲击，当苗头出现时，就要相应做出一些安排。连续性和稳定性、前瞻性和预调性，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货币当局需要根据经济即将发生的某些变化，做出预判性和准确性、定位性的操作，以实现经济波动最小化。有前瞻才能稳定，有预判才能连续，这对货币政策决策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央行也不见得会加大操作频率。如果事前已经预见到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也预见到未来一段时间冲击发生的概率比较低，那么这种预见性会使得货币性政策方向性的变化变得更弱，而不是更强。反而，往往在不做预见性安排的时候，操作会更频繁。经济像一辆车在开，越能预判路况的驾驶者越能平稳变向或换挡。宏观调控的首要要求是对经济运行进行预测，如果等到波动或冲击发生之后才做相应的策略调整，反而会被动，操作会更加频繁。

　　上海证券报：央行不久前使用了此前很少采用的SLO等货币政策工具，主要目的在于什么？

　　陆磊：工具的多元化，使得工具组合的灵活性变得更高，有点像金融工程的概念。工具组合越多样化、可选工具越多，通过不同期限、额度和价格工具配比，所达到微调的效果就更强。

　　刚才说的是预调，这里更强调微调。一个国家的央行要尽可能避免过快的方向性变化。要使经济更加平稳，需要相应的微工具使用。更多的工具组合，会使搭配更加科学，使得经济感觉政策工具带来的影响更少。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感觉到外部干预的力量应该更少。就像好医生看病，病人出来后没什么感觉一样，没感觉就恰恰是最佳感觉。作为宏观调控当局，央行或者财政，让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感觉。央行在存款准备金、央票发行、利率调整等常规工具外，使用短期流动性调整，如SLO，工具包可选项就会增加，然后通过不同的工具组合，使经济增速、流动性多寡发生换挡时出现的震动尽可能最小化。

　　上海证券报：今年央行货币政策会有怎样的特点？

　　陆磊：很难说。货币政策属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主要是逆周期、短期的一个应对手段。应对短期波动，进行反向调节，是货币政策应有之义。流动性紧张时，可能会更多地注入流动性；反之，物价上涨或者经济过热时，就可能适当回收流动性。对市场而言，当大家很悲观的时候，或者过度乐观的时候，就要注意宏观调整的存在性。它一定不会让你过度乐观，以至于泡沫化；也不会让你过度悲观，以至于经济探底。这是第一点，反向调整是肯定的。

　　第二点，创新对政策提出了新要求。很可能在2014年，经济运行比较复杂，季度波动性、甚至月度波动性会比较频繁。这是因为诸多新型经济和金融因素的注入，如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它们对央行宏观调控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对经济造成更大波动的因素，以使整个经济和货币运行更加平稳？影子银行会造成社会追逐更高收益的产品，当然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互联网金融可能会使传统金融和现代金融之间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

　　第三，金融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战略性改革会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提出更高要求。就金融改革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相当多的改革内容，包括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普惠金融、以及自贸区的金融创新等，这都要求央行有比较新的、完备的改革、风险预警和安全网方案。从经济层面看，结构调整一定会带来社会经济各领域的不适应，所以会有“阵痛期”的存在，故经济数据——诸如衡量景气度的PMI指数等的季度甚至月度波动会在2014年变得更加频繁。于是，尽管我们期望政策平稳，但如果观察到宏观反向调整变化频率的存在，也不需要过度惊讶。

　　金融风险无关乎体制

　　上海证券报：国内近期多起金融风险事件集中爆发，特别是在信托领域。如何看待中国金融风险的现状及内在原因？

　　陆磊：首先，风险和收益总是对称的。所以，与其现在关注风险，不如自问一下：过去若干年中是不是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回报率水平？是不是忘记了追求更高回报意味着要承受更高风险？做一切事情都是有代价的，这是理论上的东西，谁也别抱怨风险。

　　其次，有管理或运行中的失当问题。如果出现大面积的产品不兑付问题，就要考虑金融稳定问题。金融稳定，就是要回归到正常的回报水平。如果期望的回报水平超出了实体经济所能提供的产出要求，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这种回报是不可能持久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生产函数，它是凹函数，斜率从正无穷向零递减，即回报率是递减的，除非搞转型升级。但人们容易在乐观的时候变得贪婪，在悲观的时候变得恐惧，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伦（美联储主席）丈夫阿克洛夫在《动物精神》一书中说的。出现问题是不是因为各方都变得过于贪婪？有没有评估过经济体所能承受的水平？或许，最后就遭遇一种灾难性的后果，金融史上可以看到太多这样的悲剧。这就跟体制无关，跟市场有关。

　　第三，监管。只有发生危机的时候，人们才想起监管。人们总容易认为，自由放任、不需管制的方式是最好的，这是浪漫主义的想法。就像小孩子在上小学、上中学时都希望浪漫、奔放，喜欢站在悬崖边上，但他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摔下去可能会粉身碎骨，理性的父母需要把他从悬崖边上拉回来。所以，央行、银监、证监、保监“一行三会”需要建立一个严格的事前、事后监管网，任何时候都不要互相推诿，任何时候都要明白自己是有委托人的，委托人就是公众，是中小投资者和中小存款人。对于信托，它是走到一定时间的历史必然，出现一些波折是情理中之事，不要觉得是灭顶之灾。关键在于兴利除弊，一定要对它有正确的估计，进而给出比较好的制度安排，特别是监管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