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金报讯 1985年 5月 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被公认为是“温州模式”横空出世的标志。
“温州模式”诞生30年来，众多温商走上历史舞台，谱写了自己的传奇，比如“低压电器大王”南存辉、又比如森马集团邱光和、奥康集团王振滔等。
叶文贵
王荣森
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两位，与很多温州商人有着显著差别：他们，都是失败者。
首富叶文贵
浙江出过两个“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而温州公认最大的老板是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但在30年前，温州的首富是苍南县金乡镇一个叫叶文贵的人。
当过副区长的个体户
金乡镇土地稀缺，又地处死角，多少年来都是远近闻名的讨饭村。没想到，改革开放后，金乡竟真的变成了“金子之乡”。
作为金乡最早掘到第一桶金的人，生于1950年的叶文贵精瘦干练，长相乡土却脑子鬼灵，有一手电工绝活。有本事，又有政策机会，1980年起，他先后办了轧铝厂、高频机厂、压延薄膜厂、微机仪器厂，办一个火一个，身家至少上千万元。那时候，宗庆后还是纸箱厂的推销员，南存辉刚从修鞋改为卖低压电器里最简单的信号按钮灯，马云正因为高考数学只得了一分而泪洒考场。
富甲一方的叶文贵，名气当年甚至盖过了后来的“浙商教父”——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费孝通先生到他的厂里转了三圈，说：“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鲍勃惠也不远万里跑到中国看叶文贵：“在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政府也注意上了他。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县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
个体私营业主竟当上了政府官员，这是只有温州人才做得出的中国改革“第一”。
光荣感和兴奋劲过后，叶文贵有些厌倦了。这官当得太累。除了管厂子、跑业务，还得不停地开会、开会。当时《浙江日报》记者张和平曾写了一篇内部材料，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
后来，领导有了批示。再后来，叶文贵被悄悄免职。
差不多过了两年，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预备成立省家庭工业协会，叶文贵成了会长唯一预选人。他却怎么说也不愿挑这副多少人望眼欲穿的重担。理由是：怕开会，怕做报告，怕耽误时间。
烧光四千万“造车梦”彻底失败
叶文贵有自己更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负，他要“摘取工业文明皇冠上的明珠”——造汽车，而且是几十年后都够时髦的电动轿车。和他的造车相比，吉利集团创始人李书福只能算晚辈。
1988年，叶文贵觉得时候到了，他停下全部生意，闭门谢客，一心一意开始造车，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对他的热情渐渐消退。他不再有迷人的光环。
几年后，凭着叮叮当当的榔头和不算先进的机床，叶文贵的电动轿车竟然真的动起来了，充一夜电能跑上百十公里。崎岖的山路上，电动轿车像小马驹似的颠着，叶文贵的心也随之狂跳。
1994年，“叶丰YF-HEV”概念型混合动力汽车诞生，最高车速109公里，充电3小时能跑200公里。这是当时的世界纪录，并拥有全部知识产权。但此时的叶文贵已烧尽全部家产4000余万元，“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最终演变成了堂吉诃德式的“一个中国农民和一个中国农民的轿车梦”。
1995年，电动车始终没能实现商品化，叶文贵彻底失败了。
1998年，温州市政府首次公选“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曾有人推荐叶文贵，但他最终没有出现在聚光灯下。
没有人愿意记得失败者。
2005年，记者胡宏伟与财经作家吴晓波通过私人渠道诚恳相约，早已拒绝任何采访的叶文贵答应与他们见一面。
在金乡街角的一家酒馆，两瓶“酒鬼酒”入肚，叶文贵用穿着破旧皮鞋的脚用力跺着地板：“这家酒店原本都是我的产业。为了造车筹钱，卖了。”
当时，落魄小老板叶文贵仍开有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厂子。在厂区一角，夕阳下的荒草丛中，静静地躺着十多个早已锈迹斑斑的电动轿车钢铁躯壳。那一刻，叶文贵似乎忘记了旁人的存在，他喃喃自语：“只要再有2000万，我一定让我的电动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跑起来！”
到了2013年，改革开放35周年，由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撰写的《难忘叶文贵》一文，发表在《浙江日报》上。而浙商博物馆，也收进了叶文贵造出的车壳子。
人们开始意识到，失败者，也有其伟大之处。
“男人”王荣森
王荣森并不是男人。
她生于1951年，原名王月香，温州最穷的文成县山村女子，小学文化。在温州卖过皮鞋，后来和丈夫一起跑到西安做服装批发生意。她的命运被一次偶然改变。
丈夫倒下 她没有倒下
一次旅途中，王月香遇到了因发生意外、口袋空空而陷入困境的陕西地质学院老师屈茂稳。不由分说，她硬塞给对方1500元救急。事后，为了表示谢意，屈老师告诉王月香，陕北有石油，开采利润肯定比卖服装高；再说政府鼓励民间到贫困地区投资，产出的石油国家也全部回收。
王月香心动了。
1996年11月18日，她拉上屈老师包车赶往延安甘泉县，3个月后终于在东沟乡李湾村一带找到出油较为稳定的油层。按测算，最初的3口勘探井需投资480万元，但王月香夫妇的积蓄只有250万元。一咬牙，她跑回老家动员亲朋好友入股，费尽口舌凑足了钱。
高高的井架立起来了，日夜难眠的王月香干脆把铺盖搬到钻架下的临时帐篷。大西北的风沙将她的脸庞剥蚀得如同黄土高原般沟壑纵横，只有那口雪白牙齿，让人依稀记得她本是江南女子。
1997年5月12日，因劳累过度中暑，丈夫蔡高锡倒在了井架旁，当天下午4时撒手离世。
丈夫倒了，王月香没有倒下。她把名字改成了王荣森，她需要男人一样的坚强。
屡败屡试 忘不了的“石油梦”
守寡一年零两天后，王荣森的油井喷出了粘稠浓黑的原油。但欣喜若狂的她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昙花一现。由于技术等原因，这3口井出油仅两三天便油层凝固，成了枯井。紧接着与温州一家鞋业公司联合开发的第4口探井，又因接错管子而在出油后不久变为废井。这几口井的直接损失达700余万元。
为了翻本，为了还债，2000年，王荣森来到甘泉相邻的靖边县继续开采石油。先是投资280多万打了一口井，油层还挺好，不料压裂时管子被压破。她再砸进148万元将井修好，但出油量少得可怜。
此后几次尝试仍是失败，使王荣森背上了近千万元债务，房产和家具一一变卖，仍是杯水车薪。她也不敢回老家，因为讨债者如云，只能在陕西甘泉做保姆，每月收入300元。
王荣森最牵挂才13岁的小儿子：“我已经没钱供他读书，只能靠我70多岁的老母亲到处借钱撑着。”2002年，她偷偷摸回老家，才知道儿子早在4年前就已溺水身亡，老母亲一直瞒着。
一直关注她的记者胡宏伟，最后一次听到王荣森的消息大概是2003年。当时，她孤独地躺在甘泉县的一家小医院里，憔悴得几近枯槁。此后，她与所有人彻底失去了联系。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6月，多年杳无音信的王荣森居然在温州电视台的《财经会客厅》节目中出现了。这是一档关于她一个人的节目，题目是：《超越生命的力量——王荣森的故事》。
几十分钟的节目里，王荣森除了流泪还是流泪。她说，她已经回到温州，做些小生意，有生之年必须把欠下的钱全部还清。她没有告诉大家自己曾经过得有多苦，她说得最多的仍然是她和她丈夫的油井和梦想。
声音
在户籍人口700万的温州，仅筚路蓝缕、游走于大江南北经商办厂的温州人就多达250万。在记者积满尘埃的20多本温州采访笔记中，有名有姓者不下数百位，其中不少人成了如今的大佬或翘楚。但“失败者”叶文贵与王荣森却长久地留存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
他们身处底层，如杂草般弱小且边缘。他们从不自我标榜英雄，也没有权势背景。他们的泪水与欢笑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艰难摸索与理性积淀属于这个国家。
30年，以及看得见的明天，他们曾经失败，但他们没有理由死去。 ——《东方早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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