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简历]姚洋：解析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内容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著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作为制度创新的经济改革》、《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近年提出的“中性政府”概念引起学界众多关注。

　　姚洋曾获200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国际经济学奖（2008年、2010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8年）。被评为2006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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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解析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内容

　　姚洋：解析十八届三中全会经济改革内容　演讲内容：

　　经济改革改什么?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把核心的内容落实到实处呢?第一方面是负面清单，第二方面是户籍和人口政策改革，第三方面是农地制度改革，第四方面是金融体制改革，第五方面是调整中央地方关系。

　　社会要进步，国家和民族要富强，靠的就是我们企业家。我想讲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怎么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第二方面我简单说一下三中全会经济改革的一些内容。

　　如何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如何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过去30年的地位?我想应该从我们国家的政治周期来理解，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基本上能保证每十年能顺利地交接班。这样也就形成了我们国家每十年一次的这样的政治周期。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过去这30多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91年，特别是80年代，这个阶段是我们改革的准备阶段，是一个新启蒙的时代，它主要是以介绍新思想、新想法为主，也是在酝酿改革，在那个时期唯一做成的改革是农村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城市改革，在江泽民时代、还有朱镕基时代，我们完成了非常艰巨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改革，还有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在21世纪头十年的经济增长会如此之快，实际上是90年代打下来的基础，改革的基础。2003年到2012年胡锦涛、温家宝这届政府，这个时代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弥补过去20年所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村，一个是我们的社保。从今年开始，我把它叫做改革再出发的一个阶段，未来十年，由十八届三中全会来定调将是一个改革的十年。

　　我们回顾过去35年的时间，可能历史上有三次三中全会将会被大家所记住，第一次当然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次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体的框架。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是完成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会议。经济改革改什么?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如何把核心的内容落实到实处呢?第一方面是负面清单，第二方面是户籍和人口政策改革，第三方面是农地制度改革，第四方面是金融体制改革，第五方面是调整中央地方关系。

　　什么叫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就是非禁止记录，大家是做企业的，知道我们国家的管理是允许的才能做，没有允许的都是不能做的，或者说你做了是可能会给你定罪，是违法的。那么，推出负面清单的背景是什么?这是一个搞市场经济准则性的东西，说近一点实际上是今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所确立的一个指标。上海自贸区已经尝试做负面清单，我们知道我们对企业的管制非常多，如果真正能实现负面清单这样一个新的规制，这个主导思想我们国家迈向市场经济的步伐会变得更大。

　　第二方面是户籍制度改革，还有我们人口政策的调整。人口政策的调整，就是允许所谓的单独夫妻生二胎(www.cyonE.com.cn/)。今天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对我们迎接老龄化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户籍制度改革内容事实上是去年2月份国务院已经公布了一个政策，但是没有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政策实际上是比去年的政策稍微往后退了一步。如果我们能实现户籍制度改革所提出来的内容，就能把人的城市化大大推进。

　　第三方面的改革是农地制度改革。农地制度改革的内容大体上有三项：第一项就是确权，确权的意思就是你要丈量土地，定每家每户土地的方位，给他发土地证，发了土地证之后干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方向，第一个是生产用地可以用来做抵押，实现了农民的财产权。另外一个内容就是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可以直接入市。如果真正地实现这两点，基本上农民第一次拥有了财产的权利。

　　第四方面是金融改革。在国际方面我们主要是改两方面，一个是实现我们在资本账下的可兑换，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可能资本管制要放松。另一方面随之而来就是我们人民币浮动范围会扩大，人民币的币值会更多由供需决定。在国内要改什么?一方面是利率要市场化，另一方面要对国内的民营资本开放金融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最后一部分改革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核心是财权和事权的匹配，现在中央和地方预算内的收入是中央和地方单位各拿50%，但是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到85%，中央政府支出只有15%。中间这么巨大的差是由谁来弥补呢?一方面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弥补一些，大概地方政府支出的40%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但是另外一部分靠地方政府自筹，目前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调配财权和事权呢?人们一种想法就是收支出权，还有一种想法是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收入的权利，比如发债的空间，甚至允许他们直接在证券市场上发债。

　　总结起来，改革方案振奋人心，而且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要亲自担纲，担任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并且也定了一个时间表，2020年我们必须完成所有的改革。但是，如何实现，我觉得还有很多的阻力需要克服。十八届三中全会讲了很多如何改市场，让市场更加市场化、自由化，但是如何约束政府讲的是不足的。在这个市场里，我们要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的挑战。所以，下一步不仅是改经济，让它变的市场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改市场，我希望通过经济改革，最后能够改政府，让政府改革更深化一步。

　　姚洋的最新新闻：

　　2014年4月2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题为“贤能体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演讲。姚洋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核心问题不仅在于是否进行市场化改革，而是中国政府要更有效，也更尊重贤能，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

　　姚洋指出，中国之所以能施行合理的政策，在于中国有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竞争体制。这种体制保证选拔出的官员，无论腐败与否，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而不是如印度那样“连锅端”的腐败。在姚洋看来，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其合法性来自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中性有利于一切好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姚洋认为执政党非常务实，中国式的务实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手段的合法性，基本上可以用结果的好坏来判断，另外一个特点是没有永恒的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支持了长期改革的哲学基础。改革能采取适宜的经济政策，可以归因于共产党在国家架构中起到了一个集体君主的作用，但又绝对不是独裁者，对社会的治理是集体决策的过程；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对官员的挑选是最重要的，共产党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挑选官员。

　　另一方面，姚洋也指出现有官僚体制的问题，比如，政府无处不在，国有经济占的比重太大，导致私人经济受到挤压；政府责任太大，造成的结果是谁的声音大，谁拿到的东西就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整个国家官僚化倾向非常严重，等等。